
11月18日,中国商务部国际司负责人确认,中韩自贸协定(FTA)第二阶段谈判实质性完成。从2018年3月首轮谈判算起,8年8个月,中间还停摆了4年多,中韩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,李在明这次深圳之旅已经物超所值,也为区域经贸合作增添新支点。
李在明与中方的会谈,持续了35分钟,看起来不长,但似乎拿到了不少东西。

(李在明在中国获得了很大成果)
按照韩国产业通商部的说法,中国将在电影、游戏等领域给予韩国不低于第三国的最惠国待遇,设在中国23个地区的韩国旅行社,将获准组织出境旅游。这一安排也将便利两国民众往来,释放文旅消费潜力。
如果韩方说法属实,这是相当实质的突破,文化内容产品的准入和旅游渠道的恢复,恰恰是韩方在双边经贸议程中推动了很多年、但始终没有拿到明确制度安排的领域。
李在明在会谈中提出,以明年中韩建交35周年为契机推动关系“更加成熟”,现在有了这两个具体条款垫底,这个提议成功的概率大幅度提升。
这个谈判为何拖了八年?中韩FTA第一阶段2015年生效,货物贸易关税减让跑了11轮,该降的基本降了,但服务贸易和投资始终是短板。

(李在明想要拓展中韩经贸合作关系)
韩方产业通商部的数据显示,中韩商品贸易大约2729亿美元,但服务贸易只有388亿美元,中国在韩国服务贸易中的占比12.4%,远低于商品贸易的20.7%,货物贸易发展到了一定程度,再往上走,必须推动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准入规则,补齐双边经贸结构上的短板。
这就是第二阶段谈判的核心,负面清单。投资、跨境服务贸易、金融服务,全部以“不列入即开放”的方式作出承诺。负面清单谈判通常耗时漫长,原因不在于技术层面,而是因为双方都要在“保留项目”上做出判断。
韩国在文化、旅游、法律、金融等服务领域有出口的诉求,中方在制造业升级和金融安全上也有自己的考量,双方的保留清单要磨到彼此都能签字,8年时间并不令人意外。
其中还有4年的空窗期,主要原因就是尹锡悦上台后,对华政策走入歧途,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,双方的谈判几乎只是零星举行,直到2024年,两国才决定重启第二轮谈判,重回务实磋商轨道。

(韩国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)
值得注意的是,在双方达成的协议里,还加入了传统医学服务、文化和网络服务合作,这三块在传统FTA文本里,通常被放在边缘位置,这次双方单独拎出来制定相关措施,说明双方的谈判重心已经从“市场准入规模”转向了“具体的合作机制”。
尤其是网络服务,中韩在数字内容领域的监管框架区别很大,能就此形成沟通安排,比单纯承诺开放更有实际意义,便于后续分歧常态化沟通。
李在明上台后,之所以积极推动中韩FTA二阶段谈判,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对华贸易的结构,已经发生了变化。
从2023年起,韩国对华贸易一度从顺差转为逆差,传统对华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下降,而且越来越集中在半导体一个品类上。今年前三季度,韩国对华半导体出口1054亿美元,同比增长221.5%。10月前25天,这个数字又跳到148亿美元,同比增长331%。

(韩国对华出口一度进入逆差状态)
这种增长是客观事实,但同样很脆弱,因为半导体行业存在周期,而韩国对华出口的其他品类并没有同步恢复,单一赛道极易受全球需求波动冲击。
李在明面对的正是这个局面,出口数字在回暖,但增长的基础要薄弱得多。他在深圳会谈中,把FTA成果直接对接“两国企业更加积极地进入对方市场”,主要针对的就是半导体以外的行业,尤其是服务贸易这块。
在商品贸易的增量空间收窄的时候,用服务贸易和投资安排,给韩国企业打开一扇新的大门,是他的实用外交在经贸领域最直接的落地方式。
此前,李在明曾在社交媒体上,晒出过一张对华出口走势图时,当时他还表示,外交要服务于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。李在明和特朗普一样,都喜欢“推特治国”,不过从实际效果来看,他的政策确实比地缘叙事要更实在一些。

(中韩贸易的一块硬骨头啃下来了)
至于中韩FTA第二阶段的开放水平到底有多高,还要等最终文本公布,以及双方正式签署后才能看得清楚。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,中韩作为相邻的制造业大国,已经决心把服务贸易和投资的准入规则,往负面清单方向再往前推进一步。
中方认为,这次中韩FTA二阶段谈判,是双方“共同反对单边和保护主义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具体行动”,在单边主义抬头、全球市场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,中韩已经做出了选择,敞开门做更多的生意,而不是把门关上,这对东北亚产业链稳定同样具备价值。
对李在明来说,深圳的35分钟,让他带着一份丰厚的成果回国,相关的进一步开放安排,给了韩国的服务和内容产业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市场机遇。
八年的谈判磨出了一套可执行的准入规则,这块硬骨头啃下来后,就是双方政策落地的阶段。届时,韩国将会和中国市场产生更紧密的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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